民众对政务微博的心理诉求与政务微博的现状分析

民众对政务微博的心理诉求与政务微博的现状分析：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微博的渗透率已经过半。开通新浪微博的政府机构及公务人员微博已达50 947个[4]。开通腾讯微博的政府机构及公务人员微博已超过48 050家[5]，而且这几方面的数字都在增长，政务微博覆盖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微博总体用户和政务微博用户的迅速增长，给信息传播方式和媒体生态环境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政务微博建章立制步入成熟运营阶段，也为微博问政的继续深化奠定了基础。

　　总体而言，微博用户的动机有两个“极端”，一是为了追求内心愉悦。在传播信息、被关注而获得尊重之后，民众得到一种极大的心理满足。二是通过信息发布，民众能获得实际的或者说“有用的”好处与收益，包括经济收益、社会效益、个人生活上的便利等。当然，大多数人其实正好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目的既不复杂，又有点随意。

　　目前大多数政府部门对政务微博的认识、操作以及官员的新媒体素养都还远远不够，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导致政府网络影响力差、劝说力低效、引导力偏弱等缺陷。

　　具体而言，民众对政务微博的心理诉求与政务微博之间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政务微博时效性差，无法满足网民的心理诉求。

　　微博的生命，在于它的“即时性”和“互动性”。在现有的政务微博庞大体系里，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不少政府部门或是“一拥而上”跟风赶潮，或是为满足上级硬性要求开设微博，定位只充当发布平台和自我宣传的角色，在开张大吉后就很少再有更新，沦为没有实质内容的“空壳微博”。即使更新，信息发布也是不及时、毫无规律，当做例行公事一天发几条，发布的内容基本都是领导开了什么会、出席了哪些活动等枯燥的新闻内容，大都是干巴巴的、缺少细节甚至经不起推敲的官样文章，成为政府网站的缩减版。

　　另一方面，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测性，往往不期而至。一旦发生，群众的最大需求就是获得关于事件最快速、最真实、最权威的信息。而突发事件信息大多来源于当事者、现场围观者、主动爆料的知情者和其他社会关切者，加之微博的低门槛、匿名性和网民素质的良莠不齐，使得微博环境鱼龙混杂，微博上的信息泥沙俱下，引发网民在微博问政中的一些非理性表达。

　　其一，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微博阐发自己突发事件立场和观点时，随意宣泄不满情绪，发表非理性和偏激性言辞，甚至发布负面信息，故意歪曲真相，误导网民、损害政府形象等。如在2011年的温甬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之后，广大网民利用微博对铁道部纷纷提出质疑。

　　其二，众多网民在“围观”的同时，在看到自己有兴趣的话题时“随手转”，缺少判断和审核，许多言论在短时间迅速成为网络舆论热点，微博裂变式的传播能力使得谣言和虚假信息被蔓延下去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听信末日疯抢蜡烛和火柴”就反映了微博对虚假信息的快速扩散和民众心理的脆弱和恐慌。公众的恐慌和负面情绪被瞬间引爆，甚至成为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导火索，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促成公共危机事件的爆发。

　　其三，我国“网络发展的‘数字鸿沟’，客观上制约了网络舆情反映民意的充分性和全面性。”[6]微博问政中存在“民意被代表”问题，不能真正完全代表民意、反映民声，尤其是微博的独特发布模式和传递方式，网络监管存在漏洞，导致网络民意面临着“失声”和失实无序。

　　其次，政务微博言辞不当，与民众互动功能不足。

　　政务微博是一个微型的网络参政议政场，每一个政务微博代表着政府形象和管理服务功能。面向社会大众、直面舆论监督，政府机构和官员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公众随时随地地关注与监督。但是，不少政务微博在舆论引导、政民互动、促进公民社会参与等方面“缺位”。内容官僚化或用语不当，是政务微博最常见、最严重的问题。不少官员媒介素养不高，缺乏与网民对话交流的技能，“无可奉告”、“正在办理中”、“有关部门”等官话套话频现，导致公众的消极反馈，甚至倒添反感。有的政务微博缺乏与公众的有效互动，网民问得多，政府答得少，网上表姿态的多，网下办实事的少，对民众关注问题、社会热点的重要舆论视而不见，对网民留言不闻不问，最后良好的沟通平台导致无人问津的“烂尾楼”，成为僵尸微博，毫无影响力。如2011年塑化剂被曝光，调查结论称“抽检的140多份方便面样品，未发现人为添加塑化剂的情况”，并详细列出“媒体黑名单”称其报道在制造紧张情绪，政府如此说辞引起了广大网友的质疑和愤慨。统计局称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月支出111元”的统计数据，与民众真实感受相脱节也引起了网民舆论攻击。有些官员不敢触及微博问政，认为“微博猛于虎”，对微博始终持有敌视和否定的态度，甚至关闭微博评论和私信功能，组织人力删除网民的评论等，招致网民质疑和炮轰。这样，微博问政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也就丧失了微博问政的根本。一旦官员出现言辞不当，就会引来网民围观和拍砖，给政府带来失信于民的负面影响。如2011年广州交警在回应关于车祸处理失当问题时，一句“真相都没搞清楚，就乱吠”，引起了广大网民的不满，将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给本部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再次，配合不当，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不足。

　　如今微博已经成为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源、舆情助燃剂，监督表决器，大大增强了公众发现问题和扩展其受关注程度的能力。而对于政务微博的日常使用，大多数政府机构都制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如对信息内容、发布时间、审批流程等有规范程序，本应第一时间迅速发布的信息，囿于层层审批的陈规，常常未能及时发布。故此对自然灾害、谣言、灾难事故等突发事件的处理，尤其对负面消息的处理，显示出政务微博对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不足。有关部门还习惯传统媒体时代的“事故处理完了”管理模式，不允许媒体报道或不及时报道，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缺乏权威的消息，使得公众对事件了解不足，“小道消息”迅速蔓延，谣言泛滥等，更无法有效回应舆论质疑，使微博在突发事件危机应对中的作用大打折扣，还可能会给事故后续处理造成不良影响。例如，在宜黄拆迁事件中，尽管宜黄本地媒体并没有报道，但当事人已经通过微博将在机场被围追堵截的情况进行了直播，从而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此外，重大突发事件之后，新闻发言人的不当措辞、不当表情，都可能损害信息本身的公信力。如今年“微笑哥”、“名表哥”杨达才在“8?26”延安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笑脸”的不当行为和佩戴多块名表等问题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关注，几个“监督”回合下来，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类似的还有“微博开房局长”、“最牛工商局长”，抽“天价烟”的周久耕事件、警车驾乘人员停车擦鞋事件以及最近的雷政富等官员的不雅视频等，成为一部分政府官员的“噩梦”。 　　如此局面，政府不应是高高在上的权力者，在微博时代应对突发事件就必须融入网络环境，占领舆论高位，得到网民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