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情爱心理的意象特征

郁达夫情爱心理的意象特征：其实，从我国文学史上来看，有很多文人墨客都同舞女歌妓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以此为题材写了许多诗词佳作，早在唐代，韩愈就有绛桃，柳枝，白居易则有樊素，小蛮，至于宋代的秦观，柳永，元代的关汉卿则更是流连秦楼楚馆，驻足勾栏瓦舍间，虽然古代文人对舞女歌妓的态度十分复杂，但绝大多数都是因自己仕途失意，在痛苦愤懑之余，干脆弃绝功名故意以放浪形骸的方式来消极地反抗封建统治阶级，那些诗词佳作也都是因自己的不幸经历和妓女的悲惨遭遇有了某种契合，而由情感上产生了某种共鸣，白居易的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也正是这种情感发生共鸣后的真实写照。但是，无论怎样，郁达夫毕竟生活在现代的中国，受过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浸染教育，这就使他的情爱心理和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有着很大的差别，有其独特的情爱心理。

　　虽然郁达夫也曾在《沉沦》中捶胸顿足地大声呼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实意地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纯真爱情的描写，五四时期作家们比如丁玲、杨沫之流所津津乐道的恋爱、婚姻，思想观点的冲突等问题，在他的作品中绝少提及，在《血泪》中偶尔谈到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时，他的态度也只是模棱两可、含含糊糊，他感兴趣的只是烟花柳巷和两性之间本能的性的冲动。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蒲松龄，蒲松龄在《聊斋》中所表现的情爱心理似乎与郁达夫有相似之处，《聊斋》中尚生对胡三姐的态度是“见卿如红叶碧桃”；耿生对青风的态度则是“见卿如得异宝”，而《狐妾》中的男子对主动前走的女子则是“谛视，光艳如俦，遂与燕好”。似乎没有精神上的追求，而只是容貌上的审视，最后的结局则很快“遂与寝处”或者“遽前拥抱”。这些表现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则是对妓女体态，容貌的露骨的描摹，和对“谎诞的，不义淫乐”的大肆渲染，并从中获得某种变态的快感和满足，这点在其代表作《沉沦》、《茫茫夜》、《空虚》以及其它作品中表现的相当普遍，经常是不刻意而为之的自然流露，用他的话说，则是“在感情上，则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只觉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猫画虎那么地写”。因而，在其全部小说创作中是属于一种稳定的心理意象，其特征用罗成琰在其《郁达夫与中国文人传说》中所说的话来说，就是“有意淡化灵的因素与诗意色彩，而着重强化内的气息和欲的冲动”，依我看，这里的“有意”与“着重”值得商榷，我取其“淡化灵的因素各强化内的气息各欲的冲动”，称之为“情爱心理的个人的意象”，它是指向情爱本体和对男女当事人本身自然情欲的肯定，而离决定其精神情态的社会生活较远，而我们把这种社会生活永远也逃避不了的，作品中也无法避免，以及作品中表达出来的相应的态度，称为“文化心理意象”，对心理意象的分析，一直是现代心理学的重大课题，而这种多元化的意象以及相互关系，则是其核心问题之一。JosephR?Royce和Arnold Powell在其“个性和人的性格的多元意象”中这样分析多元意象。我们想说明自我的个人意象和人的性格的文化意象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要点是，每个人度过他的一生总是力图找到或建立个人的意义，而文化意愿则是要建立一个有意义的社会现实。在郁达夫的情爱心理中，个人意象要稳定的多，文化意象则相对隐晦些，就是在这些相对隐晦，闪烁复杂的文化意象中，绝大多数则是那种凄惨、悲凉而且满忧郁悲伤的结局。《银灰色的死》中那位“貌瘦，色枯黄，颧骨颇高，发长数寸……。因不知死者姓名住址，故代付火葬”的他；《沉沦》中那个“眼泪便向骤雨似的落下来”的他，还有《南迁》中那个“我们定不能辨别他究竟是一个蜡人抑或是真正的肉体”的青年伊人，以及《茫茫夜》中因渴望爱情，而要“灭这一层烦恼，而只有自杀”的质夫，如此等等，莫不是为极度的忧郁和痛苦折磨着的软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