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峰或萧峰――文化认同的悲剧

乔峰或萧峰――文化认同的悲剧：“乔峰”和“萧峰”，“乔”与“萧”二字一音之差，对于主体来说却谬之千里。一个是大宋的英雄，手上已经沾满了契丹人的鲜血；一个是契丹皇后家族的后人，又救主有功，被封为“南院大王”，被寄予攻克大宋的厚望。主体体验到极大的分裂、无所适从：“我抗拒君命乃是不忠，不顾金兰之情乃是不义，但若南下攻战，残杀百姓是为不仁，违父之志是为不孝。忠孝难全，仁义无法兼顾，却又如何是好？罢，罢，罢！这南院大王是不能做了，我挂印封库，给皇上来个不别而行。却又到哪里去？莽莽乾坤，竟无我萧峰的容身之所。” [2]1732

　　至此，萧峰成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的人。最终，他选择逼迫辽国皇帝立誓“有生之年不准辽国一兵一卒侵犯大宋边界”，之后自尽身亡。 　　乔峰的悲剧在他选择自杀这一行为中达到了顶点，他的悲剧根源不在于他的两种身份――汉人抑或契丹人，而是乔峰所坚守的汉人的儒家传统道德思想，令他在面对两种身份时感到深深的痛苦、无奈，以及自身的空无。教养他的汉人争论说因为对不起萧峰的父母，所以才要将他培养成英雄人物――去杀他父母的同胞！这是天理（符号秩序）本身的矛盾，因而这一悲剧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民族并非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是一种文化传递、符号秩序的传递）。汉族的忠孝仁义礼智信在一个契丹人身上实现了，他因此而亡！对于契丹人来说，学习汉族文化既带来了一时的兴盛，同时也加速了灭族的悲剧。

　　契丹人原本是半农半牧的游牧民族，在北迁汉人的帮助下建立了如此庞大的帝国，甚至被Chavannes指认辽国的第二代皇帝使得辽成为一个“真正的汉族王朝（une dynastie vraiment chinoise）”。[2]4《辽史?世表》自称契丹为“炎黄子孙”[4]561，汉人也是“炎黄子孙”。这一行为不应理解为契丹人和汉人有血缘关系，而应视为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契丹人深受儒家忠孝观点的影响，契丹建国后，其皇帝师法汉人皇朝， 将忠孝作为维护自身统治、巩固社会秩序的手段。辽朝中期以后，忠孝逐渐成为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5]85某种程度上，这种认同并不意味着契丹人愿意并且能够完全遵照汉人师父们的教导，认同总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这从辽国建国后即参考回鹘文创造契丹文字即可见一端。在不断倡导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同时，辽国统治者内部却又不断地争权夺利、生死相搏，完全不顾“忠孝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最终和历代汉族皇朝一样，落得政治黑暗腐朽、民不聊生、举国人民相继起义反叛。

　　契丹人最终的悲剧结局――被女真人打败后部分族人西迁、北迁四处征战，余下接受金朝（公元1115-1234年）统治，被残杀、迁徙、同化；女真人被蒙古人打败后（契丹人在其中亦有贡献），部分契丹人或随着蒙古人征战四方、散布南北，或与元朝（公元1206-1368）治下的各族人（包括汉族人）通婚、共同生活。且契丹人在选择联姻对象上“并未表现出对本族群的认同，反而是功利心强烈。” [6]52契丹人逐渐溶于中国各民族之中，从此不复有“契丹”这一单独的民族主体存在。这是汉族一直所流传的幻想――所有的入侵者都被汉族文化同化了――的破灭，因为他们已经不顾及儒家倡导的血缘关系、长幼尊卑、忘记了祖宗；但同时也是成功，因为他们已经符号性地杀掉了自己的祖宗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