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欧洲的民众而论，这种不欢迎国家的干涉的倾向是一向有的；他们往往让时光的过去和子女的出生来坐实这种性的关系。此种倾向并且早就在无数的农村社会里形成种种公认的风俗习惯，一面既不受外界潮流的激荡，一面也不受神学的基督教见解的制裁。但这还是比较过了时的话，若就近代而论，则此种倾向最称发达的阶级倒不是一般闭塞的平民，在他们中间，事实上已经不大存在，而是一些进步的知识阶级。马埃尔教授（BrunoMeyer）以为近代的性交，举行在合法的婚姻以外的，总要远在半数以上①。这话真无可非难，越是有知识，越是进步与繁荣的社会里面，此种不受法律的羁绊的倾向越是来得显著。所以就世界的大势而言，一般人的常识已经根据了理想的道德家所指示的方向，逐渐的在那里转变，慢慢形成一种实际的道德。
近代有许多婚姻是自动的不生子女的。这种婚姻更可以示人以自由结合的种种便利，于是风气所趋，诚有如巴孙士夫人（Mrs.parsons）所云，它已经变做“一种婚姻的进步的替代物”②。正式结婚的年龄的提高也是在一条路上的。它不但暗示自由结合的增加，并且告诉我们婚姻以外的性关系的各种方式，不论其为正常的或反常的，也都在那里孳长。例如在英伦与威尔
①见瑟南古所作《恋爱论》（Senancourt，Del’Amour）.第二册，第233页。《英国的离婚问题》（TheQuestionofEnglishDivorce）的著者“某君”以为英国的淫风虽甚，而舆论不加苛责，原因就在高婚法律古板得大没有道理。
①见马氏所作《积极性改革论的管见》（EtwasvonPositiverSexua1reform）一文，载1908年十一月号的《性的问题》（SexualProb1eme）中。
②见夫人所作《家庭》（TheFamily)一书，第351页。夫人以为若此种结合，对于人格的发展发生阻碍，那未，也未始不是一种社会的恶事。此见甚是。
士，在1906年一年里，男子的平均婚年是28.6，女子的是26.4，而一千个男子中间还没有成年③的只有43人，女子也只有146人，也可见加入正式婚姻者的一般年龄的高大了。就1906年以前约四十年间的变迁而论，男子的平均婚年已经展迟了八个月光景，女子的还不止此。此种倾向，在大城市里也比在乡村里要来得显著，例如在伦敦，因为在城市里婚姻以外的性结合的机会与可能性，要来得大。
要是我们把目前的平均婚年当作一种富有代表性的东西，以为就大体而论，它也就是一般的人口初次发生性结合的年龄，那就未免大迟了。德国的一位神经学界的领袖，巴埃尔（Beyer）发见迟婚与早婚一样的有许多弊病，以为就温带的人口而论，女子最相宜的婚年是二十一，男子是二十五。
但是，在恶劣的经济状况与死板的婚姻法律之下，早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在穷苦人家，它便是赤贫的一种表示。越是穷苦，越是结婚得早；他们觉得反正再穷也穷不到那里去①。但无论如何，穷人早婚总是一件不幸的事。霍华德协会（HowardAssocia-tion）的干事兼警厅的牧师、霍姆斯（ThomasHolmes）说：“许多好心肠的人劝青年男女早早结婚，免得发生他们所称的‘丑事’。我认为这是绝对的要不得的，它所作的孽要比它所能防止的更大更多”②。
早婚也是娼妓与离婚的一个极普通的原因。早婚的女子流为妓女的，多至不可胜数，有的名义上虽还是人家的妻子，实际上却在卖淫。至于和离婚的关系，则可以就离婚的统计推算出来。例如在英伦，上文不是说每一千个结婚的女子中间，不成年的只有146人么？但是在离婚的统计里，每一千个女子里，不成年的却有280。此种多寡悬殊的情形其实还不止此，要知道惟有小康和富裕的人家才可以享受离婚的艳福，而此种人家的结婚年龄总要比一般人口的高得多。这样一比，早婚与离婚的关系便越发显然了。很久以前，大诗人弥尔顿（Milton）说，少不更事是婚姻生活所由触礁的一个原因（弥氏自己在明白这一点教训以前，是付过代价的）。他在文章里说：“那些生活越是放浪的人，一旦正式结婚，越是能够成功，他们婚前的惹草拈花朝秦暮楚的行为，多了次，便无异添一次离婚的经验，经验便教训了他们”③。
克拉泊登女士（ClappertOn），就受高等教育的阶级而论，主张很早的早婚，以为就在学生时代，也不妨，认为婚姻生活和学业不难并行共进①。爱伦·凯也提倡早婚。但她也很聪明的添上一种附带的主张，就是，离婚也得方便。这是很对的，有了这唯一的附带的条件，早婚对于一般人才有可取之处。男女青年——除非具有很质朴和稳定的品性——大都不能预料他们自己的发育的途径和前途最强烈的需要，对于一个异性的人的性质与品格，也不能有准确的估量。在这种情形之下缔结的婚姻，结果虽不至名实两亡，也不免有名无实。在结婚的第二天，便向法庭要求分居或离异的女于，也就不乏其人。
③指满21岁，男女一律，比中国法定的成年迟一年。
①瑞盎医师（Dr.MichaelRyan）在他的《婚姻哲学》（PhilosophyofMarriage，1837年，第58—72）里，
搜罗了不少的有趣的材料，以示爱尔兰人所以早婚的理由。
②见和记者的谈话，1906年9月8日的《每日史纪》（DailyChronic1e）。
③这一番话不过是姑且引来，以示婚姻太早的危险，本身固不足为训。——译者
①见女士所作《科学淑世论》（ScientificMeliorism）第十七章。
欧洲社会里这种多少能够持久的自由结合，大都是只能当作一种“试验婚姻”看。虽有试验的意味，事实上却也是一种能适合一部分人心理的防卫行为。何以言防卫呢？一桩婚姻的成功，不论其为夫妇问的感情上的协调，或产生子女的能力，是事前不能预料的，既不能预料，便不妨先之以尝试，这是防卫的第一义。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对于离婚的条例是十分古板、十分陈旧的，凡是正式加入婚姻关系的人，往往进得去，出不来，即于婚后发见严重的错误，也往往不能用离异的方法来加以纠正。这种近乎陷阱式的婚姻，又谁愿贸然加入呢？这是防卫的第二义。所以这种试验婚姻，可以说是谨慎与远见的心理所要求出来的，远见既是一种和文明一起增加的东西，我们并且可以相信此种婚姻的频数和社会对它的态度，前途一定会有并行共进的发展。要叫它们不发展，前途唯一的方法是根本修改欧洲流行的婚姻法律，务使正式婚姻的解散，在经济上与手续上和自由结合的解散同样的方便。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法律的形成总要比舆论和习惯来得迟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