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霭理士传略

四霭理士传略：胡寿文

亨利·哈夫洛克·霭理士（HenryHavelockEllis），1859年2月2

日生于英格兰东南部的萨里郡（Surrey）克罗伊登城（Croydon）。1939年

卒于伦敦寓所，终年八十岁。

霭理士是英国的一位很有影响的科学家、思想家、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终生严肃从事人类性科学的研究和教育，认真探讨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性的生物学的密切关系；他和弗洛伊德一起，是性科学领域里最早而且最著名的前驱；他始终反对宗教、道德和习俗三位一体对于妇女的压迫和禁锢，热烈同情妇女对权利和自由的要求，主张用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英国的社会。本世纪初。欧美各国研究过霭理士的许多著名学者都高度评价他的人品和学问，美国著名评论家孟根（H.L.

Mencken）甚至称赞他为“当代最文明的英国人”。霭理士一生著作等身，在哲学、宗教、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翻译、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范围内，都有很大的贡献，许多名著至今仍一再重印发行，光彩不减当年。

霭理士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几代都以航海业为生的家庭。父亲是一位远洋海轮的船长，在海上漂泊生活了整整五十年，他的外祖

父也是一艘海轮的船长。霭理士刚满七岁那年，父亲就带他漂洋过海，十年后又一次带他远航。他的家世和生活，使他幼年时期对波澜壮阔的海洋充满了幻想和依恋的感情。他长大以后，对于真理的追求，就像是一个在茫茫海洋中远航探险的水手，憧憬着远方从未有人到达过的陆地那样。然而，汹涌着偏见和腐败习俗的人类精神的海洋，更加使无畏的霭理士神往；他一生都勇敢地在这个精神的海洋中搏击远航。霭理士的母亲是一位属于教友派（Quaker）的虔诚的基督徒，反对暴力和战争，思想开明，从不对自己的孩子们施加压力，禁止他们去做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开明和宽容的家庭培养了他倔强。自信和酷爱自由的个性。

霭理士九岁时，母亲把他送进当地的一所名叫法德书院（FrenchandGermanChllege）的学校读书，一直到十二岁。这是一所平庸的旧式学校，主要是学习法语，附带学一点拉丁语课程。学校里的贫乏的功课远远不能满足童年蔼理士的强烈的求知欲望。家里收藏的书又多半是千篇一律的宗教宣传品，索然寡味：难得他的祖母留下了一部多卷本的《自然大观》（Naturaldisplaced），这是一部十九世纪初出版的通俗读物，涉猎自然现象的各个领域，虽然谈不上严格和精确，但附有大量美丽的图片，使小霭理士爱不释手，大开眼界。霭理士的家庭收入，在英国经济繁荣的年代，大概可以维持中等偏下水平的生活，安定舒适，无忧无虑，但仍难于为他提供昂贵的教育费用。霭理士十二岁时，母亲决定把他送到一所收费比较低廉的寄宿学校去学习。这所名叫白杨（Poplar）的学校和法德书院一样平庸和保守。多亏学校里有两位博学多才的教师，使霭理士幸运地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一位是法语教师史蒂文斯（J.Stevens），他不仅使覆理士的法语和法国文学的知识在入学以后大有长进，而且还激起他更多地学习外国语言的热情。在史蒂文斯的帮助下，霭理士勤奋地自学了德语和意大利语，这对他一生的工作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他正是凭藉这些语言的工具，才得以广泛接触现代人类的生活和各种重要文献，从中取得种种具体生动的经验和知识。另一位是他的
英文教师马凯（A.Mackay），这是一位在当时英国政治上多少带有一点革命色彩的自由派人士。他把雪莱（P.B.Shelly）、布朗宁（E.B.Browning）、艾略特（G.Elliot，本名MaryAnnEvans）等这些举世闻名的英国诗人、小说家和他们的作品，热情地介绍给霭理士。象罗塞蒂（G.Rossetti）、斯温伯恩（A.C.Swinburne）。莫里斯（w.Morris）等英国几乎整个十九世纪一代著名的作家，都是霭理士过去闻所未闻的人物，经过马凯老师的指点，都对他产生了鲜明的印象和深刻的影响。霭理士开始感觉到，世界上有着比个人的前途更大更高的理想，人生面临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位谆谆善诱的老师，陶冶了霭理士的感情，启发了他的理智，许多年里成了他在精神海洋中航行的罗盘和旗手。霭理士晚年回顾既往的岁月时，无限感慨和庆幸自己曾经有过史蒂文斯和马凯这样的良师，同时也对他从未遇到过一位可以和他们比肩的自然科学的教师而深感遗憾。他在学校里没有上过一堂最起码的自然科学课程，也没有遇到过一位真正热爱自然的人，甚至在图画课中都从来没有一个人教过他写生，这至少也算得上是一种观察自然的严格训练吧。霍理士对科学知识的学习完全是自己独立摸索、支离破碎的；他自己找书看，对地质学、化学，自然哲学入门等等许多基础自然种学的读物都广泛涉猎。他那时最感兴趣的是植物学，甚至曾经按照书本的描述独立地研究过花的结构和生理，但由于没有教师的指导和帮助，难免事倍功半浪费掉大量时间。蔼理士一直到二十一岁进入圣托马斯（St.Thomas）医学院学医时才开始正式学习精确的科学观察方法，也是在这所医学院里他才开始理解真正科学的精神。自那时以后，他逐渐发现，甚至在科学界里，具备科学精神的人也不是很多的。

霭理士十六岁时离开白杨学校，早期正式的教育阶段就从此结束了。他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权充两个妹妹的家庭教师，完全不把求职谋生的事放在心上，他的父母既不催促也不抱怨。霭理士由于受到母亲和教堂的影响，曾经一度想过要做一名牧师；但后来他读的书越来越多，潜移默化造成的宗教情绪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远远地离开了基督信仰的基础，终于走上了批判宗教的科学道路。

1875年4月，霭理士的父亲又率萨里号商船从伦敦启航，运送一批官方移民去澳大利亚的悉尼。他同船前往，随身携带的行李主要是一批书籍，其中大部分是原版的世界名著，如英国诗人雪莱和史宾塞（E.Spenser）的诗歌集，法国作家拉伯雷（Rabelais）的幽默小品，歌德的《浮士德》等等；此外还有几本教科书。到悉尼后不久，萨里号又奉命继续远航加尔各答。医生告诉霭理士的父亲说，印度的气候不利于小霭理士的健康。于是他的父亲就决定让他留在澳大利亚，由一位名叫莫里斯的朋友介绍，到悉尼附近的伯尔渥德（Burwood）的一所私立学校去做见习教师，霭理士便这样结束了人生中依靠父母养育的阶段，开始了完全独立的生活。他在澳大利亚除莫里斯以外没有一个可以照顾他的朋友，童年时代的内心世界不知不觉地隐退了，他的精神生活在澳大利亚开始了新的一页。

这所私立学校的学生水准不高，而霭理士自己又从未受到过特别良好的教育，既没有作教师的特殊才能，也没有一点学校教学的经验；因此，他不可能帮助自己的学生在学业上提高到上等的程度，以致许多学生的家长啧有烦言。不久，校长只好请他另觅生路。但这位校长待人宽厚，在霭理士离校的时候，给了他一份很好的鉴定，充分肯定了他的长处，特别提到他教法语
是很成功的，而法语也许恰好是霭理士早年受到过最好教育的一门功课。这次辞退对于初出茅庐的霭理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然而几个月的经历毕竟还是给了他许多积极的东西：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取得谋生的经验；受到南半球这片美丽大陆的自然风光的陶冶；澳大利亚社会中对客人的友好和诚挚的民俗风尚也使他终生难忘。

他离开这所私立学校不久，就到巴瑟斯特（Bathurst）郊外一位新近退休的悉尼官员家里做家庭教师。一年以后，应聘到新南威尔士北部的格拉福通的一所小小的私立学校去当校长。接着又被推荐到悉尼的一所师范学校接受三个月的教师训练。资格考试合格后，先后被派到两所学校任教，工作都不算繁重，生活也很安定。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是他以后几十年漫长的岁月中从未再度有过的了。1878年，霭理士到新南威尔士州东北部利物浦山区一处名叫斯巴克斯溪谷（SparksCreeK）的地方任教，这所山村学校那时只有蔼理士一位教师和几个学生，附近也只有三四家农户；在他任教期间也从未见到过一位外来的客人。教学的日常程序都是有关教育当局规定好了的，工作既平凡又单调，社会生活非常寂寞。他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四年，正好是十六岁到十九岁春机发陈的时期，澳大利亚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使他精神爽健，美丽的自然景色静静地陶冶着他的情操，青春的生命沸腾着使不完的精力，他整天读书、练习写作，翻译海涅和歌德的散文、诗歌。他那时阅读过的书中，除了大量的诗和散文之外，还有一些对他后来一生的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哲学和科学的著作。例如，他到澳大利亚不久就读了法国人类学家凯泰（Quetet）著的《人体测量学》（Anthropométrie），从此开始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按照书里的叙述仔细测量自己，发现自己的身高早晚有明显的差别，而凯泰的书里并没有记载过这种现象，这使他大吃一惊。尽管这件事在霭理士之前已经有人发现过了，但许多年以后他访问美国的一位著名人类学家时，还看到这位曾经精确测量过上千的小学生身高的学者竟然对此一无所知；十七岁的霭理士那时能够独立地发现这种并不显眼的自然现象，应该说是表现了他具备研究自然的性格和才能的，另一本书是兴登的《自然的生命》（LifeinNa-ture），霭理士把这部书奉为真理的“启示录”。这部书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激起了两种思想的尖锐冲突，一种是生命和美的神学观，另一种则是世界进化的自然观。前者和他早已在理性上失去而在感情上仍然维系着的宗教信仰或宗教情绪有关，而后者所展示的自然进化机制的奇妙，则是他平生第一次有幸读到的。兴登的这部著作在涉及宗教问题时不动感情，分析冷静而深刻，使蔼理士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读完这部书以后，感到像拨开云雾见青天一般的爽朗和快活，有如宗教界所称的皈依或大彻大悟那样，思想上对宇宙的观念似乎从此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

霭理士在澳大利亚的四年，身心的发育逐渐成熟。他在和一些年龄相当的少女邂逅相遇，点头寒暄的时候，虽然没有对其中的任何一位产生过依依不舍的爱情，却也开始朦朦胧胧地感到了性的刺激。他既说不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更不能理解造成它的原因。少年霭理士推己及人，深信他这时所处的尴尬无知的状态一定不是他个人专有的特殊现象，而非常可能是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都会感触到的人之常情。于是，他的心中逐渐萌生出一个念头，立志要透彻了解这个在知识方面和道德方面都充满神秘色彩的现象的含义，使后来的人能够从他曾经感受过的无知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他当时有如初生的牛犊，远远没有认识到这个任务有多么艰难；他天真地忽略了
自己在学校教育方面的许多欠缺，而要补齐起来又谈何容易。但无论如何，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给自己提出的一个明确的任务和目标，并且由于坚韧不拔的努力而逐渐成为他一生主要关注的事业。

霭理士从兴登的书里受到启发，认识到要研究人类的性的问题，无论如何必须首先具备医学的知识和接受严格的科学工作的训练；于是便决定回英国学习。1879年10月，他辞去学校的职务以后，便怀着渴望进医学院学习的急切心情离开澳大利亚返回英国。

霭理士不知道医学院的学费高昂，他的母亲竭尽全力也只能给他一百英镑，实在相差太远，不得已只好再度离家到伯明罕郊区的一所小学校去教书。不久，他通过为兴登作传的霍布金斯（E.Hopkins）的介绍，和兴登遗孀一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通过这种关系，阅读和摘录了兴登的大量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手稿，并且把其中后期的作品摘要编辑成了一本书，题名为《违法者》（TheLawbreaker），以兴登夫人的名义发表，他还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前言”。兴登夫人的妹妹是兴登的一个热心的门徒，她为了感激霭理士在出版兴登遗作上所做的种种努力，送给他二百英镑，资助他进医学院深造。这样一来，加上母亲所给的一百英镑，也就刚够那时医学院一年的学费了。

他就学的圣托马斯医学院坐落在泰晤士河畔国会大厦的对面，离家很远，每天来往上学路上要花两个多小时，这给他的学习增加了不少困难。但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完全限制在医学院的繁重学习上。霭理士的兴趣广泛，感情丰富，对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社会、道德伦理等等，都有很强烈的求知的欲望。他的才能在澳大利亚时由于受到环境的约束而无从发挥，回到伦敦以后，新鲜、紧张、复杂的社会生活，使他在精神方面的种种活力得以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这时，他一方面考虑到行医很可能是自己将来赖以谋生的手段，而必须认真学习，以取得最好的成绩；但一方面又不愿意压抑自己广泛的生动活泼的兴趣。1880年至1889年他在医学院的学习期间，除了认真听课和实习之外，全部课余时间几乎都用于从事其他方面的学习和活动，而把医学院的功课挤到一边去了。

霭理士无论是在学校学习期间或毕业以后，除去研究性心理学而外，始终把文学写作放在日常生活的首位。1890年在伦敦出版的《新精神》（NewSpirit）是他的第一部散文作品，主要是对狄德罗（Diderot）、海涅（Heine）、惠特曼（Whitman）。易卜生（Ibsen）和托尔斯泰（L.N.Tolstoy）等世界著名作家的思想和文章风格的介绍与评论。霭理士在这部早期的作品中，情感表达细腻而含蓄，文字富于音乐的节奏和甜美的旋律，并不注重词藻的华丽。随后多年的阅历，使他的文章风格变得豪放和刚健起来，可以代表这个时期的作品是1898年在伦敦出版的另一部书《心迹》（Affirmations）。这是一部向英国社会介绍尼采（Nietzsche）、加桑诺瓦（CasanovadeSeingalt）、左拉（Zola）、于斯曼（Huysmans）、法兰西斯等外国著名哲学家。冒险家、作家、修士等等人物的散文集。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终身追求的理想，常常把许多人的思想推向极端，霭理士通过对他们的介绍，充分讨论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依托在生物进化论基础上的中庸和克己的人文主义的宇宙观。而在他毕生研究的性心理学的著作中，这种宇宙观则发挥得淋漓尽至，达到一种追求人和他的内外环境协和的美的理想。霭理士晚年的作品个性更加突出，乃至有时达到某种夸张的程度，其中，典型的作品是1914年、1921年和1924年先后出版的三卷以私衷札记
形式写成的散文集《感想和评论》（ImpressionsandChmments）；这部书反映了他广泛的兴趣和多方面的思想见解。1922年，他发表了一生写作中仅有的一部小说《堪歌溪谷》（《KangaCreek》），这是一部以他自己情窦渐开的少年时期在澳大利亚的生活为背景的澳大利亚田园诗，至今仍被许多澳大利亚评论家视为珍品。霭理士在文学评论方面的眼光、方法和才能也都很有创造。他为了评论哈代（Hardy）的小说，不仅读完了哈代那时已经发表过的全部作品，而且还亲自到过英格兰南部的多塞特郡（Derset），去了解抚育哈代成为一位杰出小说家和诗人的故土。1883年4月，霭理士的《论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发表后，立刻就收到哈代的一封很有风度的信；信中写道：“我认为这篇文章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注意的，的确，文章本身，它的优雅的风格以及它的丰富的含蓄的意义，我在第一次读它的时候就心领神会了。这种感受远比以我的作品为题材这件事更加引起我的关注。”在信的末尾，哈代热情地鼓励他继续撰写和发表更多的文学评论文章。正在医学院学习的年轻的霭理士，初步文苑就受到一代文豪的赏识和鼓励，心里感到非常快乐。从那以后，他除了经常撰写一些文学评论之外，还写了许多涉及哲学、宗教、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评论文章，分别在当时英国一些很有影响的著名刊物上发表，如《思想》（《Mind》）、《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Review》）、《半月论坛》（Fortnight1yRevievV），《十九世纪》（NineteenthCentury）、《当代评论》（ContempOraryReview）、《时代》（《Time》）、《今日》（《Today》）等等。这些文章中有许多后来都汇编成册，一再出版。他在翻译和编辑工作方面也有值得赞赏的成就。经他编辑出版的海涅散文集和易卜生戏剧集都收有他自己的译作。他全文翻译的左拉的《萌芽》（《Germina1》），至今还在出版，被评论家誉为一部在英国翻译出版的最忠实的左拉译著。1886年，他倡议并主编了一套取名为《人鱼戏剧丛书》（《Mermaidseries》）的英国古典戏剧集，专门收集整理和出版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戏剧家的未经删节的名著。西蒙斯（A.Symons），西蒙兹，斯温伯恩（A.C.Swinburne）等许多英国当时或稍后很有威望的诗人、作家、评论家和学者都应霭理士之邀参加了这套书的编辑工作。第一卷是马洛（C.Marlowe）的戏剧集，由主编霭理士亲自编辑出版。经他亲自整理编辑的还有米德尔敦（T.Middleton）和福特（J.Ford）等人的剧作。这部《戏剧丛书》一经问世，立刻就受到英国学者和一般的文学爱好者的热烈欢迎和普遍赞扬。后人屡屡在有关的评论中称赞这套戏剧集的编辑出版是英国文学界的一个伟大创举，认为它对于推动英国戏剧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年轻的霭理士在编辑过程中，不计报酬，日以继夜地勤奋学习和工作，表现出一个创业者所必需的勇气、热情、远见和能力。他在编辑马洛的戏剧集时，在附录中选人了一份在马洛死前不久告发他亵渎上帝和道德败坏的匿名的诉讼状。这份东西是根据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原件全文刊印的，在此以前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霭理士为此还写了一条按语，说“这是对马洛的真实情况的一种粗暴和无知的叙述”，并且指出“这些尖刻无耻的话仍然是今天正在学习科学和神学的大学生们相当普遍的观点”。许多人，包括斯温伯恩和西蒙兹在内，看到蔼理士如此胆大“妄为”，都大吃一惊；他们写信给霭理士表示反对，告诫他不要这样做。结果，文集的出版商、很开明的韦茨特利（ViZetelly）先生也不得不屈服于强大的压力，独自决定把这些内容从附录中砍去了。所以，只有早先已经发出的少数几部还完整地保留着霭理士原先编辑的全貌，
后来发行的书就都走样了。霭理士遗憾地认为，反对和删去这个附录的举动，恰恰说明了当时英国的许多人都没有理解马洛剧作的真正的精神。出版商韦茨特利先生后来竟因为出版左拉作品的英译本而被当局愚蠢地指控为海淫被捕入狱，不久死于狱中。《戏剧丛书》因此由另一位很有名气的出版商昂温（F.Unwin）接手出版。此人专横独断，不讲任何道理地把霭理士的名字从文集的编辑名单中删去。霭理士离开以后不久，这套《戏剧丛书》便奄奄一息，无疾而终了。

霭理士因为从事文学活动而认识了（今日）月刊的主编福尔杰（Foulger）。这位先生思想开明，主张社会改革，他主编的（今日）成了当时英国社会革新运动的一些著名代表人物的政治论坛；易卜生晚年作品的英译本，萧伯纳（BernardShaw）早期的小说，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和土地国有化的文章，都可以在这份刊物上自由发表。福尔杰的小小的办公室，是当时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物经常聚会的地方。青年霭理士受到这些朋友们的影响，在社会观点上同情英国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且参加了由福尔杰创议建立的进步协会（ProgressiveAssociation），并担任该协会的干事。他积极参与主持协会的实际工作。每个星期天都要到伦敦郊外的伊斯林顿（1slingtonGreen）去聚会，每次聚会的演讲人经常是由霭理士负责挑选和邀请的；他事先还要到会场附近去散发会议传单，收赞助款，卖刊物等等。霭理士甚至还编了一本小册子，题名为《进步赞》，为协会作宣传，用协会的名义出版。书里载有他写的一首诗，诗名为《前进，兄弟们，向前进啊！》，它后来被别人谱成歌曲编到好几本社会主义者的歌集里。霭理士通过协会的活动，结识了许多有思想的和富于进取精神的人物。1883年，霭理士和协会中的几个人联合发起建立了一个名叫新生活联谊会（TheFellowshipoftheNewLife）的团体，宗旨是促进英国实行普遍的社会改革。1884年，在韦布（SydneyWebb）和萧伯纳等人的领导下，一部分主张在英国建立英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会员从联谊会中分离出来，成立了具有更加明确的政治纲领的费边社（FabianSO-ciety）。霭理士因为对政治活动没有太大的兴趣而仍旧留在联谊会中，但他在思想上始终是同情费边主义的。

1887年，霭理士和联谊会新上任不久的干事爱迪丝·李（EdithLee）女士初次见面，两人情投意合，终于在1891年12月宣布结婚。他们两人虽然都认为男女的婚姻是神圣的，但却不赞成举行宗教的结婚仪式，所以只是简单地到婚姻登记所登记结婚了事。他们两人都是马克思的爱女伊琳娜·马克思（E1eanorMarx）的好友，婚后在伦敦居住期间，常常一起到郊区度假。李生于1861年，年轻时经常废寝忘食地到伦敦的贫民区去宣传社会主义，从事各种公益的社会工作。她后来也成为一位作家，写过一些小说、戏剧和诗歌，晚年应朋友的邀请曾两度去美国讲学，向美国公众介绍霭理士和他的作品，和美国的一些社会人士讨论城市的社会改革问题。她在美国的活动受到后来曾获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著名社会工作者亚当斯（Addams）等社会名流的热情接待和高度赞扬，她在旅美期间的许多演讲都汇集成册在纽约出版了。1916年，李病故于伦敦。

霭理士在医学院上学期间，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也很广泛，除了积极从事前述的文学和社会活动之外，还涉猎许多自然科学特别是心理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书籍，经常参加各种科学团体举办的学术报告会，参观琳琅满目的地质学博物馆和建筑博物馆，对大英博物馆的类入猿陈列室，更是百看不厌。1889
年他成为英国人类学会和德国人类学会的会员。他对自然科学的知识越多，就越感到英国当时尚在流行的老版的自然科学书籍，许多都已经大大落后于当时科学研究的前沿，迫切需要有一套更新、更现代化的作品来代替它们。1889年，霭理士竟把临近的医学院毕业考试置诸脑后，向有关的出版商提出一个非常大胆的建议，由他组织编辑一套《现代科学丛书》。他的创议就像当年建议编辑出版《人鱼戏剧丛书》一样立刻被采纳了。出版商委托他全权负责组织这项工作。他迅速拟定了编辑大纲井立即着手组织写作。1890年，霭理士顺利通过医学院的毕业考试，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现代科学丛书》的第一卷也同时出版发行了。这一卷的书名是《性的进化》（Evo1u-tionofSex），作者是盖布斯教授（P.Gebbs）和汤姆森教授（S.A.Thomson）。在当时的英国，把一部讨论性问题的书列为《丛书》的首卷，在许多人看来真是胆大包天；但是它很快就受到高度的奖掖和吸引了许多读者；书的两位作者也都因为这部书的出版而闻名于世。这套《丛书》连续出版了二十五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丛书》的出版工作才被无情的战争扼杀了。到1915年为止，这套《丛书》一共出版发行了五十卷之多，霭理士本人也因为主编这套《丛书》而名闻遐选。许多科学家并不善于写作，校对的能力也差；因此，每一卷霭理士都要反复阅读和校对，做各种各样烦琐吃力的编辑处理，遇到选择作者不当的时候，工作倍加辛苦。有儿卷是外国作者撰写的，霭理士还不得不全部或部分地把它们翻译过来。这套《丛书》的出版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影响了他对人类的性问题的研究工作，以致当他晚年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还多少有些后悔。

霭理士无论怎样繁忙，始终都没有忘记或动摇过他自己早年在澳大利亚时确定的奋斗目标，即深入考察人类性现象的神秘含义。我们可以说，他毕生都在思考、研究和写作有关人类的性的问题。他刚进圣托马斯医学院学习的时候，由于学业上的需要，曾经收集过一些有关男女之间在体质上的差别的资料。不久，他便发现这种差别竟是许多社会问题的自然基础，而社会公众却对于这类事实又没有充分的认识和公正的评价；于是便决定写一部书，阐明男女之间在体质上的差别的意义。他不厌其详地系统收集各国有关专家和权威们对于这类问题所发表过的各种资料。1894年，霭理士的这部题名为（男与女》（ManandWoman）的专著，终于作为《现代科学丛书》的一卷出版了。从准备写作到杀青出版，前后经过了十二年的时间。《男与女》从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和评价了男女之间在第二性征上的差别的意义。因为这部书包含了霭理士的丰富而周密的思想和许多存疑的一般性的结论，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霭理士后来三十多年著述的七大卷《性心理学研究录》的一个引子。这部书最初出版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评论；其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个题目涉及的面太广，也还有可能是因为书里公开讨论到妇女的一些有关性的生理现象，这必定使当时英国社会中的那些平庸的作家和伪君子们目瞪口呆，禁若寒蝉。尽管如此，各方面有关的专家私下高度评价这部书的不乏其人，例如，当时英国最有权威的人类学家贝多（Beddoe）就曾直接写信给霭理士，称赞《男与女》是一部“篇幅虽小，意义重大”的杰作。这部书的销路很大，一再发行，到霭理士去世前五年，即1934年，已经出到第八版了。它还被翻译成许多种外国文字，启发和感召了世界各地的许多学者去开拓新的更有效更广泛的研究。

有了这个“引子”，霭理士便得以从容地开始对人类性心理学的问题作
系统的研究了。1896年，当时列为《性心理学研究录》第一卷的《性逆转》（DasKontr8reGeschlechtsgeftihl）一书出版。这一版是由库列勒（HansKurella）根据未能在英国公开发行的英文本译成德文在莱比锡出版的。按照霭理土本来的计划，《研究录》第一卷的内容应该是叙述人类性本能的正常现象，而把有关性的各种歧变现象分别放到后面各卷去讨论。但后来因为他的好友西蒙兹在看过《男与女》之后非常赞赏，提议和他合作，共同研究人类的性的问题。西蒙兹在此之前曾经印过两部类似小说的书，一部是叙述希腊时代的“娈童恋”（Paiderastia），另一部是讨论现代的同性恋问题的，两部书都没有公开出版发行。当霭理士同意合作以后。西蒙兹便把从朋友处收集到的一批“奇文趣事般的”材料交给蔼理士。不久西蒙兹在罗马因患流感不幸去世。霭理士考虑到既然有约在先，就应该充分利用西蒙兹提供的材料，尽早以两人合作的名义出版，以慰亡友。所以，第一版的《研究录》把《性逆转》列为首卷，而且由霭理士和西蒙兹共同署名，作为两人合作的成果和纪念。性逆转即俗称的“同性恋”，在欧洲，从中古到十九世纪，始终是一个被认为堕入了恶道的劣根性的表现，到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又逐渐有人把它视为疯癫或至少是一个退化的现象。在旧时君主专政的法国，同性恋的人是可以依法焚杀的；后来，在《拿破仑法典》影响下的欧洲各国的法律不再过问单纯的同性恋问题，只有英美两国还保持着一部分旧时教会法律的影响；同性恋在法律上的地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它在传统道德的舆论方面的难堪恶名了。所以，1897年，正当《性逆转》英文本的第一版准备就绪即将正式发行的前夕，西蒙兹的家人突然害怕起来，他们背着霭理士，通过委托人把这部由霭理士和西蒙兹共同署名的英文版悄悄地买了下来，并且把已经印好但尚未发行的韦全部烧毁了。这样一来，除了事前已经发出的少数几本书之外，英文本的《性逆转》第一版等于没有出版。同年，霭理士把书重新作了一番修订，把西蒙兹个人撰写的部分全部删掉，同时将西蒙兹的名字从作者名单中划去了。起初，他打算把这部经过修订的书交给一家出版过许多严肃的科学书籍的小书店去出版，并且把稿子送给他的好友杜克（H.Tuke）医生审阅。杜克作过将近十年的《心理科学杂志》（Jour-naofMentalscience）的编辑。他的心胸并不狭隘，也不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然而却是一个由旧式学校教养出来的教友派的基督徒，从来对于一切有关性问题的详细研究都持反对的态度。他一面劝告书店的出版商不要出版霭理士的这部作品，一面向霭理士说明自己的立场。他承认霭理士的研究对于专家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但又感到这样一本书不可能局限在专家的范围里，一旦扩散开来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伤风败俗”的不良影响。这家书店终于听从杜克医生的劝告拒绝出版这部书。霭理士并没有因此怨恨杜克医生，他们之间的友谊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直到杜克去世。

后来，霭理士通过朋友的介绍和一位化名为辛格（J.A.Singer）的出版商联系。这位出版商有志于出版一些一般公众没有多大兴趣的科学和哲学方面的书籍。他不声不响地安排霭理士的《性逆转》的出版和发行，书的内容简介也只邮寄给一些医生和有关的专家。开始的时候似乎万事如意；但事隔不久，风云突变。伦敦警方和检查当局本来一直在伺机破坏一个致力于改良英国社会的团体，把这个团体视为“洪水猛兽”，但多年来苦干找不到合法的根据而无从下手。霭理士修订过的《性逆转》出版以后，他们就借口该团体收藏有这部所谓“海淫”的书而将其负责人加以逮捕。法院在审理这个案
件时却又不敢正面辩论自己的立场，一味采取含混拖延的手法。受害的一方万般无奈，只得从捍卫“出版自由”方面来进行辩护。于是，建立了一个由各种非宗教的社会改良派。无政府主义者、激进派和不随俗的自由主义者等等方面的社会人士组成的“保护出版自由委员会”，准备出庭为受害的一方辩护。委员会的成员中有许多知名的人士，如萧伯纳、艾伦（G.Allen）等等。大约半年以后，法院被迫开庭宣判，但判决书中竟然没有一个字明确提到霭理士和他的这部著作，法官只是在宣布释放那位被捕的先生时含沙射影他说道：“也许一开始你就上当了，以为有什么人可能说过这是一部讨论科学的书；但任何一个活人，只要随便翻翻就会看得出来，这不过是一种托辞和欺骗，其目的是想兜售这部污秽邪恶的读物。”尽管英国社会上强大的保守势力通过法庭用非法的手段斥责这部书污秽邪恶，没有任何科学的价值，并且闹得满城风雨，企图一举摧毁先驱者们对于人类的性现象的研究；但结果适得其反，这部书很快就被翻译成德、法、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欧洲的几种主要的文字，传播到世界各地，不少专家学者撰文赞扬他，许多读者写信感谢他；他终于经受了一番暴风雨般的考验。霭理士通过1898年伦敦的这次审判，深刻地体验到“英国民族的某些令人憎恶的特点：清教徒的习俗、精神上的懦弱和伪善的传统陋习”，思想变得更加深沉起来。

霭理士经历这次审判的折磨之后暮然苍老；一个刚满四十的中年人，却已鬓脚秋霜，要带上老花眼镜才能读书和写作了。他的妻子爱迪丝·李的健康本来欠佳，这时心脏病变得更加严重起来。根据医生的建议，他陪同李一起离开英国，到非洲摩洛哥北部的港口城市丹吉尔（Tangier）去休息。但生活的磨难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坚定的意志，他一离开英国，立刻就动手写作《研究录》的第二卷《羞怯心理的进化；性的季候性现象；自动恋》（TheEvolutbnofModesty，ThePhenomenaofsexualPetiOdicity，AntcrErotism），把伦敦的这次审判完全抛到地中海去了。

丹吉尔是地中海地区最富于东方色彩的地方，这个港口城市的生活不仅反映了伊斯兰的精神，而且比英国更加接近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明。这一切都使蔼理士大开眼界，受益不浅。从1881年开始，他就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时到欧洲大陆和其他一些地方旅游。他在旅游中很注意研究各地的风土人情，考察那里的建筑，欣赏音乐、戏剧和其他传统的民族艺术。这些旅游丰富了他的知识，使他能够生动地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性的问题，寻根究抵地去探讨性本能对于人类的精神和社会的深刻影响。

霭理士在写作《研究录》的时候事先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大纲，常常是一面读书和搜集资料，一面注意实地观察和思考。他每当认真思考一件事的意义的时候，总要写出笔记，时间一长也就不知不觉地积累下丰富的材料。更由于他选材严格，文采秀丽，使得六大卷的《研究录》成为当时学术界里公认的既有科学意义又有文学价值的杰作。

《研究录》的第二卷（英文本），即第二版重新调整卷次以后各版的第一卷，由出版第一卷（即第二版以后各版的第二卷）的原出版商辛格负责出版。他以“莱比锡大学出版社”的名义出版，造成该书是在德国出版的假象，而实际却是在英国印刷出版的。发行不久，这位德国出生的受过很高教育的英籍出版商竟被伦敦警方以诈骗的罪名逮捕入狱，同时把他藏在家中的准备发行的《研究录》共数千册，全部查抄销毁。英国社会中强大的保守势力，终于迫使霭理士不得不把《研究录》从此转交给美国费城的一家声誉卓著而 热心于出版发行各种医学书刊的戴维斯（F.A.Davis）出版公司去出版了。

霭理士最初写作《性逆转》时思想还不成熟，直到1914年第二版的时候才有机会作一番彻底的修改和补充，使它达到了和《研究录》其他各卷相称的水准。第三卷的初版发行于1903年，书名是《性冲动性质的分析，恋爱与痛楚，女子的性冲动》（AnalvsisoftheSexuallmpulse，LoveandPain，theSexualln1pulseinWomen）；第四卷题名为《人类的性选择》（ffexualselectiOnillMan），1905年初版；翌年出版的《性爱的象征现象，解欲的机制，妊娠的心理状态》（Eroticsymbolism，theMechanimofDetumescence，thePsychicStateinPregnancy），是《研究录》的第五卷。1909年8月，霭理士终于写完了《研究录》的第六卷《性与社会》（SexinRelationtoSo-c1ety），这是《研究录》中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卷。那时，他一面说“天生了我要我做的工作现在是完成了”，精神上如释重负，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和愉快；一面更认识到有关问题本身的性质非常复杂而且变化繁多，因此，已经完成的著作中不仅难免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而且挂一漏万的情况更是理所当然。十九年以后，即1928年，他又写了一部题为《哀鸿现象和其他若干补充研究》（EonismandOtherSupplementaryStudies）的书，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研究录》六大卷中当时认为不够重要或者还不明确因而忽略了的题目作一些补充：二是对某些处在性领域边缘的问题作适当的讨论，以便确定它们在性问题上的明确的含义；例如哀鸿现象（Eonism）、发欲带学说（TheDoctrineofErOgenicZoTles）、梦的综合。影恋（Narciss，ism）、水恋（Undinism）、窃恋（Kleptolagnia）以及婚姻史等等。霭理士把这部书列为《研究录》的第七卷。

1933年，他经过长时间的踌躇之后，又发表了一部题为（性心理学》（ThePsycho1ogyofSex）的书。因为霭理士考虑到，普通的临床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们，寻常的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精研熟读大部头的《研究录》，所以专门为他们写了这部篇幅不大的手册或教科书性质的书。但是，由于这个题目关系到每一个人，所以它的读者远远超出了医学界的范围。这部书的英文本问世以后的头十几年里，每隔一年或两年就重印一次；被翻译成东西方许多种外国文字而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的情况也是可想而知的了。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曾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罗素在评论这部书的时候说过：“以性为题目的书种类繁多，不一而足，却很少有几本能让人放心；但这部作品实在精彩，值得钦佩，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向所有的人推荐。”

在人类的性问题的研究上，霭理士虽然从来都没有认为自己的著作像有些评论家评论的那样，在科学上和艺术上都是不朽的稀世珍品，但无论如何，却也终于做成了一件适合人类需要的大事情、而且只有他破天荒第一次做成功了。

现代国家的传统社会中，古往今来难以摆脱的愚昧，使许多人把人类的性本能简单地视为物欲或肉欲，甚至把它排除在科学研究的对象之外。愚昧的结果，不仅为禁欲自戕和邪辟滥淫推波助澜，即便在一般的恋爱和婚姻生活中，也不知曾经酿成过多少惨绝人寰的悲剧。霭理士根据生物进化的理论，全面考察了人类的性的问题，深刻地批判了西方基督教的腐朽残酷的道德观念和腐败的习俗，拨开了笼罩在人类性现象上的沉沉迷雾，指出在性的方面，符合自然的健康的发展对于人类的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他称得上是文明人类的一个启蒙的良师。
自然进化起源的各种生物，包括人类在内，各种程度的变异几乎是没有止境的。生理与病理之间，找不到不可逾越的界线。所谓常态与病态，无非是各种不同的变异。形形色色的性歧变，虽然与后天的教养有关，终究大半是先天气质的结果，根抵极深。因此，霭理士主张，我们在整个性的题目上需要更多的宽容，除非是那些从医学上或法律上看来可以引起问题的事例，是无需责备或干涉的。这不仅是为了各种离开了正常的歧变的人着想，也是为社会与道德制度谋一部分的长治久安之计；因为，把性歧变当做不道德的行为和罪孽看，不但徒劳无益，而且越发教大家对道德制裁的力量失去信仰，名为禁止，实同鼓励，这是古今中外都有过的共同的惨痛教训。有些人出于误解或偏见，硬说霭理士是主张“性解放”的祸首，这是错误的武断。基督教发达以后的西洋的婚姻制度历来受宗教和属于宗教势力的法律的禁锢，霭理士强调的性的自由，完全是为了反对和取消宗教与法律的束缚。他从科学的分析出发，一方面主张性的活动和性的态度，只要不取罪于人，不扰乱社会，终究是一二当事人的私事，其是非利害，应由私人自己裁决；一方面坚定地指出，在社会生活里，无节制的放纵是没有地位的，自由生活的本身就是一种抑制，从最幼小的年龄起，一个人其实始终都在训练他的纪律生活与培养他的克己功夫。霭理士不仅反对纵欲和乱交，指出这与在性问题上的反科学的禁锢一样是违反自然的，是要不得的；而且还科学地分析了人类的性的发育和精神的活动有密切的联系。他虽然批评了有些精神分析学派的学者把性欲的升华看成是漫无边际的，但却也极力主张应该牢牢记住升华的可能、升华的价值和升华的深远意义，要努力从性的发育中取得巨大的力量来把人类的文明推向光明的未来。20世纪全世界在两性生活上健康发展的主流完全证实了霭理士的科学主张的正确和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