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知觉

    风险知觉 :

风险知觉具有主观性，人们知觉到的风险程度可能与实际的风险程度并不吻合。例如，现代核能发电技术已被证实相当安全，但公众常常高估核电站的潜在风险。

风险知觉的研究主要关注风险知觉的个体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核技术的迅速崛起使提供清洁、安全的能源的可能性随之迅速增加，但公众却担心核能技术会造成大规模灾害，因而强烈反对核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心理学家因此开始关注为何专家和普通人对各种技术威胁和自然威胁的风险程度常常有不同的看法，即为何不同个体具有不同的风险知觉。

早期研究发现，信息的公开程度会影响风险知觉：人们对于不了解的事物，往往会夸大其风险；如果能够提供更多相关信息，就能让人们了解真正的风险程度，从而缓和其对危险的看法。1969年，C.斯塔尔撰写的一篇论文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他将人们权衡风险-收益的情形分为两类情况：一种情形是人们用自身标准为生活作出自愿的决策；另一种情形是由政府或其他公共政策制定者作出非人们自愿的决策。相比后一种情形，在前一种情形中人们有更充分的信息来衡量风险-收益，因此其风险知觉更加准确，也更容易接受风险。人们在自愿的情况下所接受的风险水平（如开车）比不自愿时所接受的风险水平（如核灾难）要高出1000倍。尽管斯塔尔的理论部分解释了风险知觉的个体差异，但后续大量研究表明信息公开程度并不是影响风险知觉的唯一因素。

思维方式是影响风险知觉的重要因素之一。D.卡尼曼和A.特沃斯基通过一系列博弈实验来考察思维方式如何影响风险知觉。他们发现，人们通过一系列启发式思维来产生风险知觉。启发式思维通常是有用的思维捷径，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会导致对风险的误判，从而变成认知偏差。例如，人们会通过回想典型案例来判断某类灾难事件发生的风险，对于容易回想起典型案例的灾难事件，人们会高估其风险，这被称为获得性启发式思维。例如，如果近期发生过飞机失事，人们会更容易回想起飞机失事的案例，这种回忆的易获得性会使人高估飞机失事的风险。

此外，还有许多心理因素都会影响风险知觉，包括害怕、新奇性、耻辱等。风险知觉受个体情绪状态的影响，效价理论认为，积极情绪导致乐观的风险知觉，而消极情绪则产生更悲观的风险知觉。风险知觉还受到对利益的知觉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风险和利益往往呈正相关；但在人们的思想和判断中，它们却是负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