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历史心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运用历史心理学应注意的问题：（一）善用发展的观点

　　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一如人之心理亦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一种心理之所支配，则将成为静的、僵的，而无复历史之可言”[2]我们在运用心理学理论研究历史问题时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认识到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的所作所为绝不是某一心理所支配的，它一定是存在变化的。在运用历史心理学史分析一个人的行为时，要能够发展的看到，随着周边环境的不同，其心理是变化的，其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不同的。钱穆先生在《历史研究法》也提到善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的必要性：“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正如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也会有病时。一个身体孱弱的，也会有康强时。所以衡量一人之体况，该看其前后进程。”

　　举一个例子说明，西汉初黄老之学成为显学，被确立为国家政治活动的指导思想，在国家内外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到汉武帝时，随着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意识领域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成了汉代统治集团制定大政方针的理论依据，取代了黄老无为思想发挥着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件。这就是随着社会群体心理的发展造成的历史结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意识的发展，西汉统治集团这一社会群体的心理是发生变化的，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采用适合自己统治需要的思想。这就不难解释儒家思想取代黄老思想成为统治者内外政策制定的依据。 　　再如，大家都知道隋炀帝杨广，其阴险狡诈、残酷暴孽、城府极深，但其这一性格在韬光养晦时和大权在握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周边环境不同。所以在运用历史心理学必须的注意到发展的看待问题。

　　（二）注重群体心理

　　目前历史心理学的运用还是偏向于个人心理。我们应该在注重分析个人心理的同时，看到群体心理对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梁先生对此明确指出：“人格是个共同的，不是孤另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教化坏，气与俗则坏，如西汉国风坏，则出现“王莽盗国，献符命者遍天下”的不良社会风气；教化好，气与俗则好，如东汉“光武起而矫之，尊经术，礼独行，，东汉风俗之美，冠绝仿古”

　　梁先生《中国道德之大原》一文中提及：“国民既有一种特异之国性，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同年，他专作《国性篇》，再一次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之所以与立者何，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性。国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梁先生所说的“国性”就是群体或社会心理。梁先生谈朝鲜灭亡的原因，认为是因为其国民没有坚强的斗志和毅力，“朝鲜人易怒好生事，一受侮则攘臂而起，然其怒不崇朝而息”。一息则“若已僵之蛇，拨之不动也。”我们在运用心理学原理研究个人心理时一定要注意到当时“国性”。

　　“所谓‘首出人格者’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如，汉楚争霸，刘邦项羽谁得天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秦帝国灭国后，长期的战争中人民深受苦难，急需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恢复生产，需要一位明白他们需求的英雄一统中原。刘邦出身底层以及不惧失败的性格正好符合了这种社会心理的需求，相反，项羽出身贵族家庭，从小接受着传统正规的教育学习，其思想与一般百姓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一心只想建功立业，名垂历史，然项羽的生存环境与成长经历决定了他无法承受失败的打击然。相比之下，刘邦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最终战胜了项羽。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社会发展的需求，刘邦或许就是失败者。历史现象中有许多内在的、潜在的心理因素有待挖掘，不同时期的社会阶层组成也有不同，研究者须将各种层次的心理因素都纳入考虑范围中。

　　这样的例子很多，梁先生谈顾炎武忠贞不二之根源：顾炎武被公认为清学开山之祖，专以《论语》中“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修养自己。清军入关后，他不做清官，为明代忠贞不二之遗老，原因得益于其母之教诲。“他的父亲早死，母亲未婚守节，十七岁到顾家，过继他做养子，慢慢地抚育成人。满州入关，义不事二姓，绝食二十七日而死。……顾母死时，嘱咐亭林，不得在清朝作官。他平时所受教育很深，临终又有这样大的刺激，所以他一身行为，完全受顾母的支配。”正如伟大教育家福禄倍尔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手中。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启发母亲――人类的教育者。”不难看出，母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孩子们的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但是，我们除了看到这些伟大母亲的人格魅力对她们孩子的影响，还应该考虑到传统观念和社会群体心理也是对于个人行为影响的重要因素。他们本身生活于封建社会中，自幼接受礼教或儒家传统思想这一社会心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