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势力的强大与阻碍

封建势力的强大与阻碍：爱姑生活在辛亥革命后，尽管辛亥革命具有不彻底性，但它以共和取代专制，传播了民主共和的观念，爱姑身上表露出了鲁迅其他小说中女性所没有的时代气息，她是鲁迅笔下最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她能够大张旗鼓的离婚，挑战封建权威，但是在骨子里爱姑和辛亥前的女性是没什么区别的，究其深源，作为政权和意识形态的代表者的仍然是地主阶级，七大人和蔚老爷这类人构成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他们是封建王权的护卫者。爱姑的丈夫暗地里?A上了小寡妇，爱姑要和他离婚，从理由上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认为自己是有理由抗争到底，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知书达理”的七大人身上，在七大人面前，爱姑始终都是一副怯弱的模样，当爱姑鼓起勇气对七大人述说自己的委屈时，刚开始说了几句，“爱姑自己是完全孤立了；爹不说话，弟兄不敢来，慰老爷是原本帮他们的，七大人又不可靠，连尖下巴少爷也低声下气地像一个瘪臭虫，还打“顺风锣”。但她在胡里胡涂的脑中，还仿佛决定要作一回最后的奋斗”。一发现七大人面部表情一变，她立刻就打了寒噤，七大人的一个“来……兮！”，只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吓得她不由自主地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三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从悬想要闹得他们（夫家）“家败人亡”，“走投无路”到这一声低低地应承，爱姑的勇气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强烈的反差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爱姑自身的思索，――正是这一低低地应承揭示了比沉默更深的悲剧内涵[1]。

　　潜在结构：鲁迅自身的婚姻隐痛

　　小说中爱姑与丈夫无爱的婚姻在某种层面上也是鲁迅自身婚姻隐痛的投射，王富仁在《鲁迅的婚姻爱情生活一一影响他思想情绪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写到：“我们应当重视一个作家的社会经历，但也应该重视他的私人生活与私人生活环境。假若说一个人的社会经历更多地决定着他的基本政治思想倾向，那么，他的私人生活则更多地影响到他的感情情绪，并且两者又是可以相互过度的：私人生活环境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整个社会生活是各种不同的私人生活的粘连体。[2]1906年，对鲁迅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远在日本的鲁迅，收到了一份母亲送给他的“礼物”：与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结婚，这对追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鲁迅来说是一个噩梦，出于对母亲的爱，对母亲寡居生活的同情，他选择了服从，在这段20多年的婚姻中，鲁迅一直扮演的是一个孤独，寂寞，痛苦的牺牲者形象，对这段无爱的封建包办婚姻，鲁迅无限痛苦，他的爱情被这个吃人的礼教吞噬，他与朱安只是保持着形式上的夫妻关系，鲁迅面临着一个自己所不爱但却是一个无辜的女子，在当时，他对朱安的遗弃，就将意味着把她抛到封建世俗的冰窟中受人歧视和戏弄，而要顾全朱安女士起码的生存权利，他自己便要付出一生的痛苦代价，便必须放弃个性解放的正常理想。[3]在小说《离婚》中，爱姑的婚姻也是一个封建伦理制度下的牺牲品，她的反抗是无望的，她反抗的方式和目标都具有封建色彩，他是以一种封建的方式向更浓重的封建色彩反抗，最终只落下一个悲惨的结局。朱安和爱姑都是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说朱安就是爱姑的原型，爱姑的泼辣与反抗这是朱安不具有的，但她们都是有一个不幸的婚姻，对于封建制度下女性的悲惨命运，鲁迅充满同情，对吃人的礼教充满血泪的控诉，这也是鲁迅对自己不幸婚姻的呐喊与挣扎。

　　在一方面，爱姑在封建制度这张大罗网的斗争中，鲁迅是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女性追求自由独立意识的觉醒，对于不公平制度的奋力反抗，这是鲁迅对深受数千年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女性的期望，但是残存在女性骨子里的“愚弱”的粗野，浅陋的精神状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觉醒，中国的女性依然被吃，依然在“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中窘迫生存，这也就决定了鲁迅对爱姑的同情是有界限的。另一方面，隐性的批判是鲁迅对自身封建包办婚姻的隐痛，无爱的旧式婚姻，鲁迅，爱姑，朱安他们都是被吃人的封建礼教吞噬了爱情，对于吃人的礼教，鲁迅是刻骨的痛恨，对于同样作为牺牲品的朱安，他也是无限深沉的同情，他一直没有同朱安离婚，他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这恐怕也是鲁迅笔下的婚姻爱情都是缺少幸福的原因。（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