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焦土地上的审苦意识和奋斗精神

苦焦土地上的审苦意识和奋斗精神：陕北黄土高原是一个典型的沟梁峁塬、纵横交错的高原山区，几无植被覆盖的黄土，一遇暴雨就被冲刷、切割得支离破碎，成为水土流失严重的深沟大壑，直接危害着农业生产。这里身处内陆，远离海洋，气候干燥，降雨不足，土壤贫瘠，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但是苦焦的土地并没有使人消极颓废，束手就擒，反而磨练出了秉性刚烈、极富革命性和奋斗精神的陕北人，孕育出睿智、牧民一样彪悍的陕北独特文化人格。

　　从历史上看，陕北是中国东部和西部的结合处，农耕区和游牧区的结合处，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常年战火硝烟不断，人种血缘也不断融合重组。陕北人多有“胡气”，何谓“胡气”？艾菲在他的论文《论“陕北题材文学”》里这样写道：“有‘胡气’的汉族是由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共同哺育和塑造起来的，是具有特殊气质、特殊性格、特殊心态、特殊生活方式和文化素养的汉民形象。它的具体形象是既具有封闭性和独立性，又具有渗透性和开拓性。总的来说，他们保守和凯觑、善良和剽悍、诚实和豪放、笃重和侠勇，在这块黄土厚垒沟壑纵横的土地上，盈荡着质朴的民风和豪侠的气概。”[3]

　　陕北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因素遗留下来，日复一日地渗透进这片干涸的黄土，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陕北区域文化特色：充满“胡气”的特殊气质、多情嘹亮的陕北民歌、气势逼人的红色腰鼓、喜气洋洋的秧歌队、干涩绵远的祈雨调等等。看似一望无际贫瘠的黄色焦土，内蕴着民性粗豪、生猛盎然的精神特质，这对路遥的创作心理带来很大的影响。

　　陕北贫瘠的生活环境和路遥困苦的早年生活，使路遥对苦难“情有独钟”。但这一审美心理机制并没有让路遥颓废消极，止步于主动追求人生价值之路。在父辈们及其乡邻的熏陶下，路遥继承了陕北人自古以来不畏苦难，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苦难的每一次袭击都激生穿越苦难的反作用力，使得他更加自强不息地超越苦难。对苦难的渴求和超越几乎成了路遥的精神标识。

　　在路遥看来，人对生命的把握不是通过享乐，而是通过痛苦的体验和对于苦难的超越得来的。他把奋斗过程看成人精神的动力，生活的动力，只有在沉重的劳动中才能获得安全感，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不休止地奋斗才能补偿人生的无数缺憾。对苦难的追寻，在路遥这里已经达到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狂热，他认为“只有排斥舒适、斩断温柔才能在暴风雨中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能弹拨出绝响”，苦难成为他创作的动力源。渴求苦难的个性倾向发展到极端，无疑便具有了某种自虐色彩，甚至构成一种殉难冲动。路遥本人就是这样为了崇高的文学事业执着追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创作过程来看，艺术家的自我体验与角色意识之间的矛盾统一，是艺术作品价值二重性特征的主观心理基础。路遥笔下人物也更多的是战胜苦难、自强自立、积极进取、永不言败的硬汉形象。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他们不向命运低头，不放弃梦想，绝不退却，更不会精神崩溃、意志消沉，都呈现出强健不屈的生存意志和乐观向上的生存态度。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生活态度一再得到了作者的肯定，“每当生活的暴风雨袭来的时候，他一颗年幼的心总要为之颤栗，一次又一次，使他的心脏渐渐地强有力起来，并在一次次地磨难中也尝到了生活的另一种滋味。他觉得自己正一步步迈向了成年人的行列。他慢慢懂得，人活着，就得随时准备经受磨难”。第二部第42章写到：“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这是路遥对孙少安进取精神的肯定，同时也借助人物形象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两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但是都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开拓出新的人生疆域：孙少安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但是在他身上有一种积极上进、不服输的硬汉精神，在不断的挣扎和努力下，成为了村子里经济建设的中流砥柱；孙少平自幼成绩优异，在农村之外更大的世界一展拳脚，他们是农村里走出来的两个开拓者，对于他们，路遥的态度无疑是积极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