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军事心理战相关的传播学研究

与军事心理战相关的传播学研究：传播学研究的诞生和发展，同两次世界大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按照李普曼和拉斯韦尔的观点，传播的实质就是“作为武器把某人的意志强加给另一些人，或者说大众”。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传播被认为是用适当的方式把任何信息传送出去用以实现意识形态、政治目的、军事目标。这一时期，美国的军方和情报宣传部门有意识地将传播学研究引向了意见测定、政治和军事鼓动、意识形态宣传等方面。当时的“自由欧洲电台”曾因此被称为“美国外交政策最廉价、最安全和最有效的工具。”

　　二战前，德国的大众传播和公共舆论专家开始运用自身的知识和技术为纳粹宣传服务。而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了秘密研讨会，商讨如何运用传播学研究为美国的反战服务。

　　美国关于传播学理论在战争中运用的研究过程中，心理学家霍夫兰的研究非常有代表性。霍夫兰在二战中曾受美国军方委派，研究纪录片《我们为谁而战》对士兵的心理影响，研究的重点为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问题。事实上，从二战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传播学研究的目的绝大部分来自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据1952年美国国家基金的统计，用于社会科学主要是传播学的研究中，由美国军方提供的基金超过96%。从1945年至1960年，美国军方、情报、宣传部门提供了所有大型传播研究的主要资金。因此，很多接受了政府资助的传播学者都把心理战的研究视为研究的重心。1951年召开的美国公众舆论研究学会的年会上，学者们一致认为，国际传播研究是对美国心理战的一大突出贡献。格洛克的论文《传播和意见形成的比较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当时美国的心理战主要的目标――意大利和近东地区――的公众舆论的操纵。

　　此外，传播学研究中的很多突破性发展都和心理战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传播学研究中的“个人影响”和“两级传播”的理论，形成于“美国之音”在中东地区进行的传播活动的调查过程中，并在后来对菲律宾的研究中得到具体的运用和进一步的研究。“扩散理论”来自由美国空军资助的对空投传单效果的研究项目。这一理论就是为美国空军对朝鲜战争的宣传而服务的。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几场局部争战看，心理战已显示出了其全方位、多层次的特点。心理战的对象不仅指向敌对方的官兵，也指向了敌对国的首脑和全体民众。其作用范围也不仅局限于战场，而是渗透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心理战受到整体宣传理论的启发，其目的的达成往往通过整体的国家战略筹划来共同推进。心理战的运用方式融外交手段、经济手段、宣传手段、军事手段于一体。在海湾战争中，美军曾靠心理战致使伊军8万多人投降，在此后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同样非常重视心理战，采取了各种心理战手段，除了用导弹和飞机向伊拉克发动“硬杀伤”的第一战场之外，更是开辟出了用流言和虚实结合的新闻信息进行“软杀伤”的第二战场。事实上，在伊拉克战争发动前，美国对伊拉克的心理战就已经全面展开了，其一是美国总统和国家重要官员亲自出面，通过外交活动来孤立伊拉克，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其二是通过经济封锁和经济制裁手段，打击伊拉克的战争潜力。其三是通过国际舆论宣传，为发动战争寻找合适的、正当的理由。例如布什正式成立白宫“全球宣传办公室”，专门推动与国外电台、电视台的合作，以便向外界传递美方信息，争取海外民众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美国认为，通过心理战，离间萨达姆与其身边将领的关系，可以收到一般军事打击达不到的效果。例如战争首日，美军用导弹袭击巴格达，打算一举消灭萨达姆。第二天，美国主流媒体十分迅速而详尽地报道了美军实施这一秘密决策的全过程，给人以伊拉克政府内部确实有人向美国情报机构透露了萨达姆的行踪的印象。对这一用意，连英国媒体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美国的离间计。海湾战争中“沙漠风暴”行动的总指挥施瓦茨科普夫在谈到这种做法的效果时说：“其心理影响可想而知。他(萨达姆)现在知道是身边的人暴露了他的行踪，接下来他怎会不提心吊胆。”

　　总之，在现代战争中，心理战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方位的战略行动，它已融入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战略之中，综合为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服务。利用传播学研究中的长期效果理论、整体宣传理论、意识渗透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等研究成果来进行心理战运作，也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