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农民工子女道德负迁移的可行路径

消除农民工子女道德负迁移的可行路径：

　　对农民工子女道德负迁移产生原因的认识和分析，目的是防止和消除个体道德负迁移的发生，倡导城市流动过程中的道德正迁移，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

　　

　　(一)重视城市心理融入中的道德正迁移

　　农民工子女在与城市群体道德观念互动的过程中，他们习惯的道德认知方式、道德心理结构在新的异质环境中不断地被改变、重构，这体现在其当下行为与惯习行为的矛盾冲突之特征上。同时，他们道德认知的参照也从农村熟知事物和伦理规则转向城市贯式事物和行为主体上，这体现在他们逐渐对城市规则、观念的转换上。事实上，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其个体心理建立起对城市正确的思想认识和理解框架是他们适应城市的前提。

　　就其融入本质来说，他们适应城市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心理一一惯习行为的变迁过程。一旦他们的惯习适应了城市，这种惯习也就很自然地引导他们适应城市的生活，就能更容易融入城市。因此，心理上的变迁显得尤为重要。道德正迁移就是一种道德意识对另一种道德意识发生积极的作用，使个体道德认知结构产生裂变，达到与积极的道德意识融合、贯通的效果。城市文化相对于农村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而城市文化现代性表现的更为突出。从道德的流变过程来看，城市的伦理文化是代表着向前、向上发展的态势。个体心理如果不顺势发生变化，逆势而行，或者把自己包裹在重重的传统乡土伦理沉淀中，那么很难在心理上认同城市的价值观、道德理念，结果只会是心理排斥，其行为与城市规范格格不入。因此，城市融入首当其冲应重视城市主流，以积极道德观念对其心理牵引，关注对于其心理的文化抚慰。

　　当然，城市的道德正迁移过程是互动的，不应只重视城市群体的道德价值观念，而是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就其性质来说是积极的道德意识，究其发展方向来看是向前、向上的。比如：农民工子女拥有的一些良好个人品质是朴实、真诚、勤劳、宽容等。农民工子女比较懂事，有良好的自强自立意识，但也有孤僻、自卑的性格倾向和与社会对立的不良情绪，他们需要得到健康、积极、向上的教育和牵引。而城市群体也应吸收、融合这一群体属于人类道德范畴优良的那一部分，这样双方才能共同在良好的道德发展通道中，融合贯通，共同发展。

　　

　　(二)营造城市心理融入中的和谐环境

　　新的价值观念、心态、意愿和思维模式等这些内在精神性因素的深刻变化，需要农民工子女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生活来适应。因此，农民工子女道德正迁移的发生、发展，不仅需要一个良好的心理接受态势，而且需要城市有一个融人的和谐环境。

　　第一，政府要实施制度保障，关心这一群体切实利益，营造良性物质环境。马克思指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的。”农民工处于较低的经济地位，农民工子女的道德意识传承于父母，深受父母的影响。因此，政府要切实改善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关心其利益，关心他们的文化生活，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感到自己是城市的主人，从而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并转化为有素质的市民。

　　第二，城市居民要真正在心理上认同、接纳农民工及其子女。农民工子女对城市居民有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认识，这使他们极少愿意主动同城市居民交往。于是，他们有目的生活一个同质性高的封闭性交往群体里，藉此来获得人格支持和保护以及自尊心的心理满足。由于心理原因而导致的人际交往层面的高度封闭性不利于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这也正如心理学家柯尔伯格在研究中发现，由于相互理解不够和没有互相参与的意识，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较难与掌握道德秩序的人士协调一致。

　　第三，城市要营造农民工子女形成积极价值观、良好道德认知的环境。社会地位、心理边缘化直接给他们制造了紧张与矛盾，使得他们的社会角色难以正确定位，使得他们的思想、价值观、道德意识难以融入城市文化主流。但是，我们可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来巩固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地位，媒体和舆论也应予以正确地引导，转变城市居民的偏见，改善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同龄群体和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加强城市同龄群体和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子女的交往和互动，达到良性道德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