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规导家庭

宗族规导家庭：家庭服从于宗族， 这是我国汉民族一种以血缘为纽带建构的重要社会关系之一。比较稳定的客家宗族观念， 成为客家人心理认同的核心要素。个体服从群体， 群体庇佑个体； 家庭从属于宗族， 宗族通过血缘亲疏远近对家庭进行关照； 辈份越高则在宗族中的等级地位也越高。这就是客家人最重要的具备超常稳定性的社会结构关系。这样的稳定状态孕育的是“安土重迁”、 坚守本分的群体心态， 有利于进行宗族内部管理和提高宗族凝聚力。

　　但是， 随着社会发展， 宗族内部个体家庭之间发展状况出现不均衡， 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贫富差异， 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与宗族地位产生矛盾。如“三斤狗”辈份虽高， 由于家贫仍被歧视：

　　辈世虽高人看轻， 祖公生日坐下厅，

　　新娘入屋门前站， 族中丧事促其烊， 三斤狗变他正名。[1]

　　辈分与生俱来无法改变或摆脱， 辈分低自然没地位， 辈分高也不一定得尊重。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给家庭与宗族内部的秩序带来冲击， 也给相对处于弱势的群体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冲击――高辈分没有带来与之对应的自豪感， 反而成为被奚落的对象。要想改变这种尴尬， 只有改善家庭处境。在这个过程中， 宗族对家庭的规导作用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三斤狗”对儿子讲， 赖勒， 如果你系吾能发财介话， 转（回）到家里也会被人看衰。[1]

　　维护家庭在宗族中的地位成为家庭成员尤其是青壮年人寻求改变的强大的心理动因。客家社会提升家庭地位的出路不多， 一则靠科举高中、 出官入仕， 二则是“下南洋发财”。而正是“下南洋发财”这一相对“短平快”的渠道， 激发了许多客家人走出家乡、 漂洋过海打拼， 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的梦想。故事中“三斤狗”的儿子， 正是出于改变家庭环境、 提高家庭在宗族中的地位而离乡背井出外发展。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曾经指出： “对于个人而言， 归属意识之上的最高价值就是自我实现”[2]。“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客观环境带来持续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 宗族地位的要求无时无刻不在强化客家人实现自我的迫切愿望。在山区以水路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古代， 松口这一千年古镇， 处于梅江接韩江之口， 正是兴梅、 江西等地客家人出南洋的第一站。松口籍的华侨人数也多， 许多侨批寄回松口都不用写州府名， 而是直接写“广东汕头松口某村某人”即可， 所谓“自古松口不认（嘉应）州”。源于松口的“三斤狗”故事， 作为一个近乎完美的榜样故事， 展示了一条破解客家人家庭发展难题的光明大道――走出去， 唤起了无数有亲人下南洋闯荡的客家家庭的共同记忆。家贫被欺引发幽咽的共鸣， 一朝发达激起群体的亢奋。这几乎是每一个客家人都熟悉可感的心理经历。此时， 对于下南洋风险的顾虑思考和成功几率的理性评估都似乎已经不重要。年轻的客家人都像“阿发古”一样， 带着憧憬， 与叔舅兄弟一起， 义无反顾地奔向南洋寻找一条光明的衣锦还乡之路。

　　另一方面， 以宗族为单位建构的集体记忆的核心――光宗耀祖的意识， 又强有力地遏制了外乡生活的诱惑和异域文化冲击形成的离心力， 如一张网牢牢地缚住每一个下南洋的客家人， 使他们无论如何游离， 在外如何辉煌或是不堪， 最终都要回到宗族进行评价。于是， “不要被屋家人看衰”成为下南洋最好的注解； 于是， 儿子回来后第二天一大清早“三斤狗”就带着家人前去祭祖。宗族鼓励年轻人出去闯荡的推力和“衣锦还乡敬祖公”的拉力建构了客家人独特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家庭和宗族在其中完成了巧妙的博弈， 产生了对立统一的妙果， 推动家庭和宗族共同发展。